▲福耀科技大学图书馆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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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少招生，却不可或缺，非但不能削弱，反倒应该加强。常言道“没有科学技术，一打就垮”；但“没有人文精神，不打自垮”。况且，技术越是高度发达，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把舵定向。
异地办学被叫停后，创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泉州、温州、东莞这类城市打破“高校洼地”的关键跳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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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南方周末研究员 郑颖琦
责任编辑｜戴春晨
1088年，博洛尼亚大学创立知识传授体系，第一代大学由此诞生；1810年，柏林大学确立了科研使命，蜕变为第二代大学；1904年，威斯康星大学提出社会服务理念，第三代大学破壳而出。进入21世纪，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的指数级发展，正在催生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第四代大学。国内也涌现出南方科技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福耀科技大学、西湖大学等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代表高校。
什么是第四代大学？它的出现将给高等教育领域带来何种变化？能否成为新一轮城市转型的机会？带着种种问题，南方周末近日专访了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。
▲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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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四代大学”的多元探索
南方周末：当下，全球高等教育正步入第四代大学的转型期，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第四代大学陆续涌现。我们应如何理解第四代大学的本质，其与传统大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
徐飞：理解第四代大学的本质首先要了解前三代大学。第一代大学强调人才培养，第二代大学倡导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，第三代大学在原先两大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第三大职能——社会服务。
第四代大学则是诞生于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背景下的“创新生态型”大学，以前沿科技驱动、学科深度交叉、产教即时融合为核心特征。通过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和教育-科技-人才三者分离，构建学科交叉-产教融合-科教融会的动态生态系统，直接响应气候变化、人工智能伦理等全球性挑战，推动颠覆性创新。其使命是成为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、社会创新的核心节点和人类未来的文明引擎。
它的本质是破界与融合。这里的破界有多层含义：既要打破不同学科/专业的边界、教与学的边界、教学与科研的边界，本硕博不同学段的边界、基础研究-应用研究-技术开发的边界、学历教育与终身教育的边界，更要打破人才培养-科学研究-服务社会的边界、教育-科技-人才的边界、科学-技术-产业的边界，还要打破区域/国别的边界、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边界，甚或打破自然人与智能体、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的边界。当然，打破只是手段绝非目的，破界后当要交叉融合、融会贯通，使之相得益彰。
第四代大学与传统大学相比，其区别体现在五个方面。一是从“学科分离”转向“学科交叉融合”；二是从“以学科为中心”转向“以问题为中心”，如MIT媒体实验室以跨学科解决社会议题为发展目标；三是从“输入性”学习/习得，转向“输出性”建构/创造；四是从“相对封闭”转向“开放协同”，典型的例子如斯坦福大学倡导的“开环大学（Open Loop University）”；五是从“科研与应用的较长时滞”转向“科技成果的及时转化”，强调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效率。
南方周末：“小而精”的招生规模是不是必然选择？
徐飞：“小而精”必要但非必然。必要主要体现在“效率最优解”使然，比如奇点大学（Singularity University）就是少数顶尖人才以技术奇点理论为根基，聚焦生物技术、纳米技术、人工智能、能源等有限前沿领域，寻求快速突破；而非必然意指它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策略。例如，西湖大学初期聚焦基础研究，通过小规模招生保证科研资源集中，但未来可能根据需求适度扩展。在办学规模上，既有南方科技大学这类招生规模从最初的188人拓展至今年近1400人的院校，也有加州理工学院这类始终保持230-260人（本科新生）的院校，其核心逻辑是“质量优先于规模”，而非绝对规模限制。
南方周末：我国关于第四代大学的探索路径，与国外有哪些显著区别？
徐飞：驱动主体方面，国外转型以市场和资本驱动为主，如美国东北大学“校企合作教育”模式源于产业需求自发演进；国内则更依赖“政策引导+地方探索”，例如深圳通过“双区驱动”政策引进清华-伯克利深圳学院，形成“政府搭台、高校唱戏、企业参与”的协同机制。
学科焦点方面，国外新型大学更多聚焦未来产业，如生物制造与合成生物、量子科技与产业、具身智能、原子级制造、6G与光载信息、脑科学与脑机工程、深地深海与空间技术等，同时也更注重数字人文，如密涅瓦大学（Minerva University）开设的元宇宙课程。国内则主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汽车、生物医药、大健康、新材料和智能网联汽车等。
评价体系方面，国外新型大学完全是自主认证，比如奇点大学；而国内仍受“双一流”指标约束。
此外，国外新型大学大多依托私立基金会建立，如盖茨基金会支持的密涅瓦大学，国内则主要是政府出资的公立体系。近年来出现的令人欣慰的现象是，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情怀的企业家（如曹德旺、虞仁荣等），他们不仅在商业领域做出杰出成就，还自觉投身公益捐资办学，这为政府-社会/民间资本-企业-私人资本多元化出资办学带了个好头。
南方周末：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、应用型、技能型三大类，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如何定位？
徐飞：新型研究型大学当属“研究型”，是研究型的一个子类。它的出现是为了克服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种种不足，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为导向，在强化基础学科的基础上重点聚焦新工科，以及新农科、新医科和新文科，同时积极探索AGI时代大学的治理新模式，特别是创新学科团队的组织模式。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指出，要“建立科技发展、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，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，加强基础学科、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”，这不仅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指明了方向，也是其根本遵循。
南方周末：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地而起的同时，职业教育专升本、企业办大学也成为趋势，而文科类专业逐渐式微，您如何看待高教领域的这一变化？
徐飞：职业教育专升本与企业办大学是产业升级的必然反应，因为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需要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。这其中，职业教育专升本是应对制造业升级对“灰领工程师”（如工业机器人运维）的需求；企业办大学，例如比亚迪产业学院，则是为了缩短技术迭代周期（课程更新≤6个月），以及精准匹配岗位的需求。
文科式微的本质是“结构性调整”，传统文史哲专业因就业面窄而遇冷，短期收缩是就业导向的结果，即出口倒逼入口。实际上，文史哲专业的观点性、思想性、理念性、人文性、综合性、价值性等特性，决定了在人才培养上也不能追求多而泛，而应少而精。
然而，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少招生，却不可或缺，非但不能削弱，反倒应该加强。常言道“没有科学技术，一打就垮”；但“没有人文精神，不打自垮”。况且，技术越是高度发达，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把舵定向。技术主导、唯科学主义、理性滥用之殇值得警惕，恰如哈耶克在《科学的反革命》中指出的那样，滥用科技的结果，一定是经济崩溃、社会动荡、人伦毁灭和文明倒退。只有工具理性而没有价值理性的社会，必有灾殃。
南方周末：未来各类、各层次高校将如何布局？
徐飞：未来三类高校形成互补生态，其布局将呈现“金字塔+网络状”结构。大体上，占5%的研究型大学（进一步细化，新型研究型大学占其中3‰），探究“从0到1”的原始创新，主攻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，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，如量子通信。
占25%的应用型大学，攻坚“从1到100”，着力通过工程化、产品化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，例如光刻机的国产化。
占70%的技能型大学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，聚焦区域产业，力求通过市场化和规模化量产，实现“从100到100万+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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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与城市的共生逻辑
南方周末：您如何理解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？
徐飞：大学与城市之间是相互依存、双向赋能、共生共荣的关系，可以从四个角度看。其一是“共生关系”，城市孕育大学成长，大学反哺城市发展。其二是“功能互动”，城市为大学提供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文化语境，大学则为城市注入创新的智力动能与人文活力。其三是“共生共荣”，城市与大学在相互成就中共生共长——城市是大学的根基，大学是城市的灵魂。其四是“生态循环”，城市以资源与平台哺育大学的发展，大学以知识与人才滋养城市的繁荣，形成互为表里的发展生态。
南方周末：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何纷纷聚焦“新工科”？与所在城市产业基础有何联系？
徐飞：因为新工科聚焦人工智能、新能源等领域，本质是区域经济和城市产业升级的学科支撑和人才引擎。其内在动因是，城市将大学视为“产业火种”。例如，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依托大湾区大学布局智能制造专业，直接服务华为、大疆等企业的研发需求。
南方周末：此前，深圳、青岛等地通过“异地办学”模式大力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“新势力”。如今“异地办学”被叫停，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否成为新一轮城市转型的机会？尤其是成为泉州、温州、东莞这类经济强、高校弱的城市弥补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突破口？
徐飞：异地办学被叫停后，创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泉州、温州、东莞这类城市打破“高校洼地”的关键跳板。东莞其实已经行动，明确投入至少100亿元建设大湾区大学，依托其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基础，布局工业互联网、智能制造等赛道。
泉州、温州等城市可通过“本土孵化+柔性引智”的方式创办新型大学。但需注意锚定配套产业的核心需求，例如温州可聚焦新能源装备，泉州则聚焦石墨烯电池等新材料领域。同时，应避免“重硬件、轻大师”思维。此外，还要充分意识到投入的长期性，此类大学往往需要五至十年的积累期。
南方周末：一座城市有了财力基础是否一定能办成“好大学”？
徐飞：财力是办成“好大学”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。南方科技大学初期年度经费超50亿，但其办学成效更多的是依赖“去行政化”改革（如教授治校）与全球招聘（70%的师资来自海外）。反之，若体制僵化，即使投入巨资也可能低效，例如部分地方高校盲目扩建新校区却忽视学科建设；某资源型城市投百亿建校，但因缺乏科研土壤，三年内闲置了7个实验室。
实际上，办一所好大学至少有五大核心要素。一是极具开拓力、洞察力和跨文化领导力的杰出校长，二是卓越的师资，三是充裕的资金、设施设备等科研资源，四是鼓励创新与批判性思维的学术氛围，五是高效透明的大学治理体系。
南方周末：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联动机制是怎样的？为何天津拥有良好的高教资源和工业基础，却在布局新兴产业的时候落后一步？
徐飞：大学与产业相互成就。天津拥有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等名校，但新兴产业发展落后于长三角，核心问题恐在“产学研转化链条断裂”。
一方面，高校科研偏重理论，评价体系重论文轻专利，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。另一方面，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衔接不足，既表现为产业需求滞后——天津汽车产业仍以燃油车为主，未能对接高校新能源汽车研发；也表现为高校科研对市场响应不足——滨海新区产业升级需要新能源电池、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，高校科研仍聚焦化学工程等传统方向。
此外，国企主导的产业结构导致创新激励不足，民营企业参与度低。这方面可学习深圳、苏州等地经验，尝试建立中试基地等共享平台。
南方周末：合肥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现了经济转型，武汉借助校友回归发展了高新技术产业，为何郑州在校大学生数量全国第二却没法依靠大学崛起？
徐飞：首先，郑州虽有150万在校大学生，但缺乏顶尖高校，也没有“校友经济”载体，优质人才大多流向北京、上海；其次，郑州高校的学科设置与产业发展存在错位，主要表现为郑州主打装备制造产业，但百万在校生中60%为经济管理类等文科专业，且本地高校工科优势集中在传统机械领域，新兴的智能装备类专业建设滞后；再者，郑州产学研合作停留在“项目委托”层面，未能形成如武汉“光谷—华科”的深度绑定，激发“校友经济”效应。因此，郑州可考虑定向增设智能制造等专业学院，配套“本土就业激励计划”来破局。
南方周末：东北、西北等地区由于经济活力不足，当地的一些老牌名校也逐渐没落，录取分数线走低、人才外流，似乎陷入了负循环，这类城市和高校应如何打破这一局面？
徐飞：需从城市和高校“双向赋能”入手，沈阳市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探索值得借鉴。
城市方面，可学习沈阳设置“高校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奖”，对留下创业的教授给予税收优惠，还可活用“艰苦地区科研津贴”等政策工具，上浮工资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。
高校方面，需收缩“综合化摊子”，聚焦特色学科，探索非对称竞争路径。例如，哈尔滨工业大学避开沿海的AI内卷浪潮，聚焦航天学科，获得航天科工订单式培养机会。兰州大学应强化草学、核物理等“不可替代”专业，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吸引优质生源。同时，着力把人才地理劣势转化为学科地理优势，例如兰州大学可利用高原气候建立“寒区工程”国家级实验室。此外，可探索“飞地办学”，例如，哈工大在深圳设立研究生院，实现了“东北培养+南方就业”的人才循环。
南方周末：对于经济实力不足、高教优质资源也欠缺的地区，福耀科技大学这种依托当地著名企业家捐资办学的模式，能否解决城市要有钱才能办大学的问题？
徐飞：福耀科技大学的“私人（基金会）捐赠+政府支持”模式，可缓解地方财力不足，解决资金痛点。
但是，民办新型研究型大学需重视三大问题：一是避免出资人可能（过分）干预学术自由，对此，可参考福耀科技大学、西湖大学设立独立校董会/理事会的做法；二是建立可持续的资金池，除初始捐赠外，需通过“专利转化收益+校友捐赠+资本运作”等方式增资；三是政策配套，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诸如“双一流”培育计划、科研平台建设、硕博研究生招生资格等方面大力支持，以提升吸引力。
▲福耀科技大学石竹山楼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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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
南方周末：受当地产业布局、办学理念等因素影响，不同地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呈现多元发展的特点，应如何衡量其办学成效？是否能成为“破五维”的重要抓手？
徐飞：新型研究型大学需建立“三维评估体系”。第一个维度是创新贡献度，包括揭榜挂帅解决卡脖子问题、技术转让收入、孵化企业市值等；第二个维度是产业契合度，重点关注毕业生在本地重点产业的就业率、校企联合攻关项目数量；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影响力，即高校解决区域重大问题的成效，例如此前南方科技大学在新冠检测试剂研发中做出卓越贡献。
这种评估体系可打破“唯论文”导向，但需警惕走向“唯产业”这另一极端，基础研究仍需至少保留10%-20%的资源投入。在具体实践上，可考虑取消教师职称论文的硬要求，改考“技术攻关日记”；在学生评价上引入“跨学科项目完成度”，如生物+AI医疗器械开发。
南方周末：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，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锚定“国际化”以实现可持续发展？
徐飞：当前，新型研究型大学国际化面临人才引进受阻、合作项目审批趋严等挑战。
破局策略有六个方向。一是开展定向国际化，拓展与金砖国家的合作，如中俄合建北极联合研究中心；二是开拓“一带一路”错位合作，与东南亚、中东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，可参考西安交通大学-米兰理工联合学院模式；三是探索虚拟教研，通过构建“元宇宙实验室”来规避设备禁运；四是挖掘本土替代路径，如设置“一带一路”奖学金，推动“国际学生留华计划”；五是推动“逆向国际化”，将中国技术标准输出到海外，如华为与高校合作，在非洲推广5G技术培训，形成“技术—教育”双输出；六是创新“本土国际化”，引进海外顶尖学者短期驻访，如深圳湾实验室“候鸟计划”，同时通过线上课程、国际工作坊等方式维持学术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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